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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文学史料与读者的深度阅读
          发布时间:2018-12-09 03:46:20 金宝搏网站: lhw

            这里所说的当代文学史料,主要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迄于今,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有关文学及其与之形成“关系”的所有史料,包括文学制度、文学运动、文学论争、文学思潮、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传播、文学接受等有关史料,是一个立体系统而又相对自足的知识谱系。从内部构成上看,可分为文字史料、实物史料与口述史料三个系统。当代文学史料与所属的当代文学一样,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它是属于“尚未完成”的一种史料形态,这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史料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今天要讲当代文学史料,它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对此,近年来有学者(如程光炜、李洁非、谢泳等)作过阐释,笔者也曾在多篇文章中有所涉及。①但主要是围绕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和学术研究规范化的维度展开。这当然是重要的,乃至可称得上是推进当代文学史料发展的主要内驱力,但还不够全面和完整。其实,从文学“传播―接受”的层次角度来看,史料的引进和介入,还有助于阅读和欣赏。借助于史料这个独特的“历史文本”,它可加深读者对文学作品的认识和理解,使之从一般的阅读变成一种深度阅读,真正与文学作品形成双向能动的对话、交流与沟通。在这个时候,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史料不再外在于文学作品,而是成为其一个不可或缺的“潜文本”,一个阅读文学作品的“解语花”,而发挥它的独特的潜能和价值。

            以往讲当代文学史料,包括我自己在内,基本立足于前者,即它对学科或研究的意义。本文拟对此进行弥补。尽管我知道,影响当代文学阅读的因素很多,甚至在愿否阅读问题上还存在着使人尴尬而又不免令人唏嘘的忧虑(这也是网络时代对文学阅读提出的严峻挑战),但对“文学作品”之外与之相关的“文学史料”的不了解、不熟悉,应该说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在阅读水平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史料的有无掌握以及撑握的多少、深浅的程度如何,它对阅读的作用,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些。

            说到这里,有必要对阅读作一番解释。何为阅读?在我看来,所谓的阅读实则可分为“浅阅读”与“深阅读”(或叫“深度阅读”)两种:前者,是一种观赏性、消费性的阅读,它更多关注文学作品中的娱乐快感,即所谓的好听的故事与故事的好听,而无意也不愿去关心“好听的故事”背后的义理和情感等深层内涵,某种意义上,它是将文学作品看成一个平面封闭的艺术世界。而后者,它还要作由此及彼的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与怎么样?超越文本,将其看成是一个立体开放的体系。这就涉及我们这里所说的史料了。这种阅读,事实上是以史料为参照,自觉不自觉地与文学作品进行“互证”式的阅读与欣赏,进入到了文学作品世界的里层深处,而与评论和研究相通了。

            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举柳青《创业史》的修改。有关史料告诉我们,与十七年不少“红色经典”一样,这部描写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长篇小说在1977年经较大修改的“再版本”中,柳青在“文革”家破人亡、鼻腔里插着两根氧气管的情况下,对1960年出版的《创业史》作了两方面的“重要修改”:一是删减了不少有关二性关系特别是主人公梁生宝与改霞爱情的描写,甚至改霞亲热地称呼梁生宝为“生宝哥”,这三个字也毫不留情地一笔划去;二是增加了一些批判刘少奇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的文字,如小说第十五章,初版本中写改霞听了郭振山的挑拨,中断了与梁生宝爱情关系,而再版本则将这种爱情关系的中断,归咎于改霞听了刘少奇一番“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话。柳青没有也不可能想到,他的这种以生命为代价的抱病修改,不但没有为《创业史》增色,反而却给它又平添了不少违情悖理的成分。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柳青倾注全部情感歌颂的梁生宝道路和互助合作运动,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只是一个美丽的乌托邦。在20世纪50年代的当时,它不仅受到了被打倒的地主富农、普通农民乃至贫农和党员干部的抵触;作为下派皇甫村帮助互助合作整顿的干部柳青,正如他自己在《灯塔,照耀着我们吧》那部纪实性散文集里所叙述的那样,他似乎也不那么受欢迎:②“皇甫村有些党员和积极分子对我似乎疏远了,见了我很冷淡,找不到话说了。有人还故意躲着我走。”③这也就是说,柳青在《创业史》中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关互助合作的叙述,在实际生活中,甚至在他的《灯塔,照耀我们吧》的散文中,它还存在着另一种与之大相径庭的有关互助合作的叙述。最令人感叹而又不无苦涩的是,梁生宝的原型――皇甫村的土改积极分子王家斌,在响应号召走上了互助合作这条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之后,仍未能摆脱贫穷落后的生存状态,甚至在几十年后的80年代初还家徒四壁,穷得家里只剩下惟一的一条棉被……柳青过早去世,没有将计划中四卷本的《创业史》写完,这是一大遗憾。假如柳青还活着,他怎么写,能将《创业史》写完吗?如果能写完,那它又是怎样一种状况?所有这些,都不能不让人陷入沉思,并在今天新的语境下,通过隐显大小有别的史料对我们的阅读产生影响。

            需要指出,类似《创业史》这样的情形,在十七年不少作品修订本或再版本中均有存在。如杨沫的《青春之歌》,1958年出版后,在好评如潮的同时也遭到了来自《中国青年》《文艺报》的酷评,被扣上“宣扬小资产阶级感情”“忽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等帽子,而不得不在1960年的修订版中,增加了与全书整体结构很不协调的八章有关林道静去千里之外农村当小学老师的描写。其他像《红旗谱》《欧阳海之歌》,包括新时期的《伤痕》《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等,也都有类似情况。如《伤痕》开头写主人公晓华半夜里坐火车回到上海,原稿第一句说除夕的夜里,窗外“墨一般漆黑”。怕有影射之嫌,发表时改成“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同时又加了一句“这已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了”。另外,车上“一对回沪探亲的青年男女,一路上极兴奋地侃侃而谈”,亦遵嘱修改成“极兴奋地谈着工作和学习,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一直给王晓华以爱护和关心的“大伯大娘”,则改成“贫下中农”。而最后,因为据说感觉太压抑,需要一些亮色和鼓舞人心的东西,于是又有了主人公最后“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地走去”的光明结尾。④政治化的修改是当代文学版本及其史料的一个显著特点。这种修改,不仅已引起评论和研究的重视,而且也有必要纳入阅读视野给予关注。在这里,它既牵涉阅读的版本选择(是选择初版或初刊本,还是选择经过修改或经过重大修改的修订本或再版本),也牵涉对版本修改本身的追问(为何修改,如何修改),同时还牵涉对这种修改的合乎情理的历史评价,即陈寅恪所谓的对之抱有“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只有这样,我们在阅读时“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⑤显然,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对阅读对象“了解”是其前提。史料主要意义在于为我们富有“同情”的深度阅读提供“了解”,它是我们通向“了解”、实现“了解”的一把入门的钥匙。在这方面,我认为当下阅读和批评是存在缺憾的。有些文章之所以给人以“酷评”之感,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建立在“了解”基础之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很赞成程光炜有关“不主张对这段历史和一代人的精神‘遭遇’采取仰视或俯视的研究视角,而主张与之调整到‘互动’的、‘同情’的和稍有‘距离’的态状”的观点,因为这种对历史的冷漠和对人精神实质的疏离,是很容易导致当代文学研究和阅读的浅尝辄止”。⑥   说到当代文学的深度阅读,我们还不能不提及另一种文学史料,那就是纪实性文学的生活原型史料,即通常所说的历史本事史料。尽管纪实文学也是一个独立自足的艺术世界,但它既然来源于历史和生活,那么也就可以以历史事实为参照,对之进行观照、把握与互证,这至少也是一种维度,一种批评的方法。而从这样一种角度和方法进行“互证”性的阅读,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迄今仍相当流行的有些所谓的“新经典”,它的赖以建构的基点是有问题的,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如《二泉映月》的作者阿炳,建国以来各种艺术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将其写成受苦受难而又才艺超群的民间艺术家,对其不幸遭遇倾注了无限同情,有的城市公园还塑有他的塑像。阿炳成了旧社会苦难艺人的化身,《二泉映月》更是成为他控诉旧社会的天籁之音,一支家喻户晓的民间音乐经典。仅近几年,创作并演出的同名的《二泉映月》舞台艺术作品,至少就有辽宁芭蕾舞剧、空政音乐剧、无锡锡剧和浙江越剧四个,其中浙江越剧还是为庆祝浙江小百花越剧成立30周年的庆典之作。然而,据近些年有关史料披露,历史上的阿炳,其实是一个爱赌博、抽鸦片、个人私生活相当放纵的民间艺人,他的眼睛不是被日本宪兵用硝镪水弄瞎,而是花柳病所致,最后是因毒瘾发作难控等原因而自杀身亡的;《二泉映月》也不是阿炳创作,而是源自风月场中的调情曲《知心客》。著名作家陆文夫生前曾想写一部真实可信的阿炳传,但看到举国上下,到处是一片“阿炳热”,怕“触犯众怒”,最后只好了放弃了写作,沉默不语,成为终生一大遗憾。⑦

            又如《草原英雄小姐妹》,它所写的蒙古同胞小姐妹为抢救集体羊群与暴风雪搏斗的英雄事迹,也曾广泛地被改编成连环画、舞剧与电影等诸多艺术样式,在六七十年代曾从内蒙古草原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感动了几代人。但事隔多年后出版的《蒙古写意》等著述却告诉我们:当年这些文艺作品和报导中所写的铁路工人发现和营救英雄小姐妹的有关描写,完全是按政治逻辑杜撰的,其实真正抢救她们的不是那个铁路扳道工(他只是现场的目击者),而是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到这里来劳动改造的一位知识分子。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个接受管制的“右派”是不能成为英雄的“救命恩人”的。他不仅没有这样的资格,而且按照流行的阶级斗争模式,在作品中还被改写成“偷羊贼”“反动牧主”和企图杀害小姐妹的“罪恶凶手”。更为不幸的是,这位真正解救小姐妹的功臣,因这些黑白颠倒的“艺术想象”,反而陷入了更深的苦难,经常被拉去批斗,后来被关进监狱,直到1979年胡耀邦过问,才平反昭雪。⑧

            真实是文学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取信于读者的前提。很显然,上述两部当代“经典”的非历史描写,不能不给它的思想艺术抹上虚假的痕迹,并由此及彼引起读者或观众接受心理的抵触。就拿笔者自己来说吧,前些年看了上述这些史料后,在震惊的同时就对此产生强烈的排拒心理,原先拥有的美好印象及其艺术崇高感不说轰然倒塌,起码黯然失色,大打折扣。 “我们的文学与政治靠得太近了,始终纠缠不清,便出不了大作家;尤其是人物传记,千万别信,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⑨陆文夫斯话因融入了自己一生的“阿炳情结”,所以益发让人感慨万端。为什么不少当代文学作品尤其是纪实性文学作品,开始出来时颇为轰动,但却往往行之不远,很快就被人们所淡忘,很重要原因即此。这也说明深度阅读实际上就是一种“历史还原”的阅读,它与我们对史料的了解和掌握不无有关。不过,这样说并无意于完全否定这两部作品的存在及其价值。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怎么说,文学阅读是一个综合的欣赏接受活动,史料真实与否毕竟只是它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除此之外,它还有艺术审美及其他的复杂因素――也许与此有关吧,《二泉映月》《草原英雄小姐妹》迄今仍有一定的市场。这也可见阅读欣赏的复杂。

            当然,我们今天列举这两个作品,不只是指出它们存在的非历史描写的问题,以为当下文学鉴,同时也带有希望并看到基于真实史料进行“经典重写”的含意。某种意义上,这是更重要,也是更具难度的工作。而恰恰在这点上,中国文学艺术领域几乎是一个空白,它至今尚停留在理念批评层次而没有诉诸于具体的艺术实践。即使像《二泉映月》那样比较特殊,有较多版本的不同实践,也往往大同小异,与我们前面所说的旧有史料和史观之间具有惊人的同构性、一致性。这样就使它很难跳出固有模式的拘囿,而获取多少艺术新意。这与其说是对旧经典的“重写”,不如说是对旧经典的“续写”。有人在谈及陆文夫未能写作“阿炳传”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陆文夫能“把‘这一个’身处底层的瞎子阿炳写出来,一定会比《美食家》中的朱文治更具美学意义。依他扎实的文字功力,揣摩人物的深厚学养,真实地塑造瞎子阿炳,已水到渠成,呼之欲出。在世界文学长廊中,多一个瞎子阿炳独特的人物形象……将是不朽的艺术典型,会流传千古,亦许能问鼎‘诺贝尔奖’呢?”⑩我们现在的遗憾是,迄今没有出现陆文夫想写而未能写的真实可信的阿炳形象,所见的到大都是模式化的拔高和矫揉造作。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艺术创造性和想象力的不足。不必讳言,对于今天作家来说,要想超越已被广泛接受的旧有“经典”,在艺术上重新征服读者或观众,使之“喜新厌旧”,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中国原本有诗、史双向互证的学术传统,20世纪以来,这一传统在西方现代理论的冲击下遭到了贬斥,从此,“以论代史”“以论带史”成为文学研究的主导。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受一体化体制和政治决定论的影响,史料更是被斥为“资产阶级唯心论”受到批判打压,在学界无立锥之地。这种情况,自然会助长文学研究和阅读的主观随意和不及物。近些年来,在整体社会文化和学风的推动影响下,上述状况出现了较大的改观,原先被排斥或忽略的史料开始得到了重视。新的语境给文学的深度阅读带来了新的契机,当然,它也对我们如何进行深度阅读,做好诗、史互证这篇文章,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不仅有利于对文学的阐释,而且对全民阅读水平和能力的提升也不无裨益。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把深度阅读看作是将史料从比较狭窄的文人圈子和封尘在图书馆档案馆里解放出来,推向广袤而又鲜活的现实社会,使之成为大众共享的活态知识的一项特殊的文化大众化活动。是的,真正的深度阅读,就是建立在诗、史互证基础上的一种审美感知和评判,是以史料为中介的一种文化实践和文化解放活动。也正因此,它在惠及文学的同时,也必将对全民文化素养的培育和提升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这也就是笔者为什么将当代文学史料与深度阅读联系起来,撰写本文的深层目的之所在。

            注释:

            ①笔者有关这方面文章,可参见:《史料学:当代文学研究面积的一次重要“战略转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2期;《学科视域下的当代文学史料及其基本形构》,《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

            ② 李振:《“中国故事”:到底应该怎么讲》,《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5期。

            ③柳青:《灯塔,照耀着我们吧》,《柳青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页。

            ④王琼:《“伤痕”文本内外的共谋与异质》,《文学评论丛刊》2012年第1期。

            ⑤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页。

            ⑥程光炜:《文学想像与文学国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页。

            ⑦⑨⑩冬苗:《陆文夫一生的“阿炳情结”》,《苏州杂志》2010年第2期。

            ⑧巴义尔:《蒙古写意・当代人物卷1》,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163页。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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